中国目前共有家庭4.3亿户左右，其中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已超过8800万户，占比超过20%。
因此朱子称大学为帝王之学问，人主之心法。例如当时思想界的领袖胡瑗就强调儒家的道必须要归于皇极，以求其用。
但〈皇极辨〉的发表证明那不是他的思想趋向，显然他仍然在儒家人极意识的生命发展三部曲的影响之下认为，君师二元政教分离是三代以下的堕落与反常。基于此，他才敢大胆地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，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。这其间的变化，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困境感，以及由之而产生的异化感。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思想里，这趋势几乎已有笼罩性的影响。从表面上看来，这个立场似乎不无道理，因为先秦儒家的原典，是有些这方面的趋势，特别是来自思孟学派的一些观念。
朱子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放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，这二元权威与秩序的观念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。契勘僧俗斋饭，当在晨朝，今以夜半，则与夜聚晓散不甚相远。
竭赀破产，竞此一时，尽室并孥，无问贵贱。但是最有名的不眠夜，却是上元，在第六十六回〈时迁火烧翠云楼，吴用智取大名府〉中又说到大名府的上元之夜： 未到黄昏，一轮明月却涌上来，照得六市三街，熔作金银一片，士女亚肩叠背，烟火花炮比前越添得盛了。民间关心它，自有民间的理由，这是因为生产和作息需要，如果四季十二月流转不息是物理的节奏，那么黑夜与白昼的交替则关乎生理的节奏。22 《皇明疏钞》（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，第464册），卷63，页679。
40 张守，《毗陵集·措置魔贼札子》（影印四库全书本，第1127册），卷7，页473。再举一个例子，在《水浒》第三十八回〈浔阳楼宋江吟反诗，梁山泊戴宗传假信〉中，被打入死牢的宋江和押牢节级戴宗商量好，「披散头发，倒在尿屎坑里滚」，装作失心疯的样子，要逃出牢笼，但是却没有瞒过黄文炳的眼睛。
56 吴自牧，《梦粱录》，卷4，44。【45】 这样有常产有常心的人，很容易认同现实的政治，遵循传统的秩序，但是，那些游手好闲、不务生理、邪术左道、扶鸾祷圣、烧香结社、好饮赌博的人，则因为行为受到制度的压迫，不得不「夜聚晓散」，所以他说，官方应当「采访姓名，注於簿籍，以示惩戒。55 宋·吴自牧，《梦粱录》，收入《梦粱录·武林旧事》合刊本（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2001），卷1，「元宵」，7。【33】 这里的「夜聚明散」就是一种反常与非法的行为，而从宋代的文献来看，这一类规定在宋代以后越来越多，并正式着为律文。
尽管明代可能是最严厉地依照传统生活制定制度，以维护秩序，但到了明清之际，江南的都市同样因为商业和消费，渐渐出现所谓不夜城，很多夜间的活动越来越频繁，像夜航船，「吴中乡镇四布，往返郡城，商贩必觅航船以代步，日夜更番，叠相来往。同时，它也包括每月里面的每一天，这包括现在考古发掘中屡屡发现的古代《日书》和后来发行极广的皇历通书。在所有昼夜颠倒的生活现象中，从过去的法律文书、历史记载、戏曲小说中看来，令官方最紧张的也是最不能容忍的，是带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夜间的聚会。史料记载，明代与元代一样，城镇同样「以一更三点禁人行，五更三点放人行」，「除公务急速疾病生产死葬执有灯亮者不禁外」，无论何人均要拘留送问，但已不像元代那样，能以宝钞赎买。
古代人没有想到现代都市的夜以继日，也没有想到现代社会的「昼伏夜出」，当时人对於夜间行为，似乎都有一种想像，就是凡在夜间所为的，都是鸡呜狗盗、奸淫邪妄之事。又，赵汝愚编，《宋朝诸臣奏议》，卷84，作〈上仁宗论道士传授符惑众〉，905。
他们解释经典的话说，「日出而作，不得不勤，日入而息，不得不止，所以顺天之道，养育大众也，故以星见为夜时，星没为晓时，而诏守夜之士行夜禁」【63】。这一点承蒙匿名评审者提示。
8 《旧唐书·宪宗纪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1），卷14 记元和三年事，425。到了明代初期，更曾经一度延长为前所未有的「十夜」【58】，永乐七年（1409）永乐皇帝便下令从正月十一日开始，赐百官元宵节假十天，并且谕令礼部「百官朝叁不奏事，有急务具本封进处分，听军民张灯饮酒为乐，五城兵马弛夜禁，着为令」【59】。在这一点上，人们相信，在外在方面，以传统的礼法包括官方的律令制度，以及地方官员的惩戒和劝谕，加上乡约族规的约束，大概可以钳制这种反常的行为。10 《宋刑统》，卷18，290~291。至於私人家宅，「诸夜无故入人家者，笞四十，主人登时杀者勿论」，因为来者可能是盗贼。如今之法有曰：夜聚晓散者皆死罪，盖聚而为妖逆者也。
34 元·脱脱等，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），卷199，4974、4981。就连对付外来宗教也是一样，《明史》卷三二六就记载，礼部郎中徐如珂极为讨厌天主教，在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与几个大臣联名上书，指责天主教「煽惑群众，不下万人，朔望朝拜，动以千计」，他们能够想像天主教徒的罪名，就是「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、无为诸教」【49】。
前宋时谓其『夜聚晓散』，恐生不虞，犹加禁绝，然亦不过数家而已。其初未尝有法门，止是在家念佛，不茹荤，不饮酒，不废耕桑，不缺赋税。
至於近代以来电灯的发明与引进，更使得这种来自乡村的生活秩序在城市土崩瓦解，同时也造成了传统生活中的时间观念在现代城市市民中的渐渐消失，这当然已经是后话了【73】。30 清·钱肇然，《续外冈志》，卷2，「俗蠹」条，转引自川守胜，《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??空间 31 台北藏《明清档案》，A141~040，档案登录号：048122。
均叁看陈宝良，〈明代的保甲与火灾〉，载《明史研究》（合肥：黄山书社，1993），第3辑，63。到唐代，上元观灯，已经有三日之规，据陈熙远的研究，唐玄宗时灯节乃从十四日起至十六日，连续三天。方龄贵，《通制条格校注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1），634。又卷190，〈文苑·温庭筠传〉，5078。
而另一个宋代人陈友仁在解释为何要有「司寤氏」的时候，也引刘氏说「其晨侵於夜而行者，暮侵於宵而行者，不可测其奸非也，夜而游者，妨众息也，皆禁之焉」【66】。履舄交错，宁无桑濮之声」【27】。
51 《水浒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2），第46回，663。2 近来已有论文讨论到这一问题，如邱仲麟，〈点名与签到：明代京官上班、公座文化的探索〉，《新史学》9 卷2 期（1998，台北），1~43。
对於政府来说，这确实是最感焦虑和紧张的一件事，因为这不仅仅是扰乱社会生活秩序，而且要威胁到政权的存在，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主流文化的指导权力，所以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员，都要严肃地面对这一事情，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一七记载，朝廷曾经下令，「禁益梓利夔路民，夜聚晓散，传习妖教，徒中能自纠摘及他人告者，皆赏钱三万」【39】，而地方官有时还要临时颁布地方性的严厉规定，如宋张守〈措置魔贼札子〉就向朝廷报告，「近年乡村有昏夜聚首素食，名曰夜斋。三、夜聚晓散与图谋不轨 应该说，个别民众违反规定的时间分配和生活异常，还不算是官方的肘腋之患，最多它只是违背了儒学或理学家想像中的理想秩序，使得社会总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。
这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俗，但在元代前期，曾经因为新占领地区的缘故，一度严厉禁止节日观灯，特别是对於最后占领的江南，但到了至元二十九年（1292）的闰六月，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向礼部建议开放灯禁，报告中说，「江南初定之时，为恐人心未定，因此防禁（观灯）」，但是最近因为「集耆老儒人等讲究得，今江南归附已后，一十八年，人心宁一」，所以「灯火之禁，似宜宽弛」【57】。在宋代，这些值班守夜的官吏，如果有失职，还要被「笞三十」，至於真的发生了盗案而不察觉，那更要被「笞五十」。那么，这种曾经被儒家认同，并且被普遍视为天经地义的时间安排背后，究竟有什麽思想史意味呢？下面是一个尝试性的分析。人们普遍认同这样的看法，白天活动而晚上休息是正常，至於「昼伏夜出」或「夜聚晓散」则都是非正常，官方任命的地方官有责任维持这种生活秩序。
按：陈炜字文耀，福州人，景泰五年（1454）进士，官至江西右布政司。至和元年（1054），殿中侍御史赵又上书仁宗，激烈批评道士传授符惑众，说信州龙虎山道士王守和，在开封寿星观内纠集京师官员百姓妇女等一二百人，「以授符神兵为名，夜聚晓散」，而且要在十五日夜间，「登坛聚众作法，希求金帛，惑乱风俗」，他对此深表警惕【36】，建议由开封府「捉搦勘断，押回本乡，免致动民生事」。
46 贝尔赛（Yves-Marie Berce），《祭祀与叛乱》，原文为法文，此据日文译本，井上幸治监译。正德三年（1508）三月在饶州馀干县，夜里有贼打劫富裕的商人段氏，殃及正好住在段家的邻居康万钦的妻子彭氏，在焚火烧屋中被搜出，结果彭氏为避免受辱，被「系之行过祝家桥」时，投水自尽，三天以后丈夫寻找到妻子的尸体，据说「其面如生」，於是官方宣布表彰她的节烈【24】。
18 清·袁学澜，《吴郡岁华纪丽·巡夜吏》（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9）：「吴郡五方杂处，人烟稠密，严冬事集，草窃易生，官吏巡途，稽察尤严。窦仪编，《宋刑统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4），卷26，418。